第2版()
专栏：

曾昭抡的反动本质
周建人
我不是要在这里追究曾昭抡过去的历史。只因为他有着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恶言行，要使人明白这言行是不是偶然的，是不是由于一时的思想的糊涂，就不能不看一看他的已往的历史。
曾昭抡过去的历史不需要追踪得很遥远，只要略查一下从日本将投降及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积极向解放区进攻时期这一段情况也就可以了。在新旧二种力量斗争如此尖锐的时候，人们不可能不作出究竟站在哪一边的决定。据说曾昭抡在1945年间就曾和陈诚见过好几次面。同年秋季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国防部长俞大维即命曾昭抡往美国去学习原子能方面的科学。曾昭抡的政治立场是很分明的。
1946年出国前，曾又亲自去拜见陈诚，并且经常参加国民党特务头子唐嗣亮的宴会。出国时，唐又差专人送给曾昭抡钱。据曾自己说其钱数目并不多（？），即使数目不多，但其间存有一种关系，毕竟是不言而喻的。而且这种关系显然不能不说是政治关系吧？曾昭抡即使力求避重就轻地交代问题，也不能完全否认曾谈到政治，只能说“很少谈到政治”！可是所谓很少究竟少到多少？又谈的究竟是些什么？这一疑问，在许多人的脑中不可能不很自然地产生。可是曾昭抡自己即使不说，却有事实证明他的立场。曾在美国时期，听说曾二次写报告给国民党的伪兵工署，并且要求将报告转给陈诚看。又准备在国民党领导下设立研究原子能的机构，回国来搞兵工。这时候正是中共领导全国人民向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进行生死斗争的时候，曾昭抡这一系列政治立场和政治意图不是很明显地为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服务吗？
曾昭抡从美国回来的一年（1948年），解放军已解放了东北，军事节节胜利，全国人民欢欣鼓舞，而曾昭抡却正相反，他偏偏感到“苦闷、徬徨”，感到消极，竟“想在香港隐居起来”。这是他自己表明的反共反人民的立场的一节。可是这还只是一方面，还有积极反动的一方面，那就是他到香港后就参加了章伯钧的右派活动。他交代里说这时候“他的思想就更向右转”了。意思只是更向右了一些而已，实际上无非坚持他的一贯反共反人民的立场！
曾到北京以后，1949年，就和张东荪及罗隆基搞起反共集团，进行政治阴谋活动。1950年张、罗、曾三人商量，为了“朝里有人好做事”，他被推荐到教育部任副部长。并且接着做了一联串的阴谋活动；一种方法是企图把私人安插到高等院校里去，另一方法是排挤民主同盟内部的进步分子，企图把要职把持起来。
如上所讲，曾昭抡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是一贯的。在大鸣大放期间，曾昭抡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本质有增无减。只要从今年6月初他在六教授座谈会上的发言，就可以看出一斑。他幸灾乐祸地估计目前形势一触即发，说共产党不要以为秀才造不成反！他说：“今天学生的问题很多，一触即发，他们一上街，市民就结合起来，问题就闹大了。因为今天群众对党也是不满的，不要看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云云。
这一段话毫无实际根据，完全出于反动思想的主观的推测。曾昭抡很庆幸地认为秀才能够造成反的根据说是群众也是对党不满。岂知这种估计完全错误。事实上群众对党是满意的，并非不满。曾昭抡因为站在反动一方面，就看不见真正的群众。他是站在章罗联盟之内，把反动集团看成了“群众”，遂主观地误为群众对党也不满了。汉阳中学学生是曾经受几个反革命分子的煽动而闹事；不是终于被工农群众所反对而制止了吗？各机关单位的反右派斗争中，不也是右派节节败退了吗？如果群众对党不满，怎么情况会是这样，而不像曾昭抡的主观思想那样呢？
曾昭抡接着说“中国知识分子闹事是有传统的，从汉朝的太学生到‘五四’都是学生闹起来的……”也同样充满着反动的观念形态（即观念体系）。汉朝的时代离今已太遥远，不必去论它，至于五四时代的情形是年纪稍稍大一点的人都看到过的。那时候政权掌握在哪些人手里？那种政治情况又怎么样？今日的政权属于哪一阶级？政治情况又怎么样？怎么可以与五四时代学生运动情况相比拟？然而曾昭抡竟作这样看法！岂不是因他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立场遂有此看法吗？
此外他又说不应该以运动方式对待知识分子，他就害怕。这话也明明表示他站在对立方面而不是站在人民方面，要不然，又何怕之有？曾昭抡还说应该多给知识分子讲话的机会和尊重他们，但党不给。实际上知识分子讲话的机会很多，何时曾有过限制？至于尊重知识分子，党一向就是尊重知识分子的。自从革命胜利初期接收学校时候起，党代表向师生讲的话，就表示尊重知识分子的。以后，周总理所讲的关于知识分子的话和实际上的安排等一系列的措施，对于知识分子的尊重更是大家所知道的。而曾昭抡竟说党不给知识分子讲话机会和不给尊重，这种完全不合事实的话，就是他的主观上不满意人民民主政治，不满意社会主义所致。
对于新社会表示不满，想回复到旧社会去，一般叫做复辟。皇帝，亲王等想复辟是因为想复得已失的称王称霸的权势；然而今日有些右派分子，实际上他的地位比在旧社会里是高了，享受也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职权也完全是有的，除非自己不能胜任那种工作。如果能胜任，却不让他去做而另委他人去代做，那是不可想像的事情。只是新社会有一套新的组织纪律，新的人事制度，闹宗派和营私舞弊等等却都不允许，虽然在新社会里地位比以前高了，生活也比以前好了，但不能为所欲为，还会感觉到不满意的。这是一个理由。这一理由也就说明还有比较更暗藏的理由，即：从哪一种阶级来的人，脑子里就藏有一套适合那种阶级的那种政治的观念体系（即观念形态，亦译称思想体系）。因此与原来的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与政治制度也有这种关系，有着深切的感情。即使在新社会里地位比以前高了，生活比以前好了，由于与新社会的生活方式和制度不习惯，又眼看得旧有的阶级日趋溃灭，当然也要产生不快与痛心，是会幻想着复辟的。听说曾昭抡在旧中国仅在大学里教过书和在化学会里担任些工作。在留学美国时代，也不过想望在伪国防部下面搞一个研究所。解放以后怎么样？不是做了教育部、高等教育部的副部长，化学研究所的主任，并且是学部委员了吗？但他还觉得党不给知识分子以尊重，还想复资本主义的辟，这就说明了上述的问题。
当然，被揭发出来的右派分子都有极大的野心，章伯钧有极大的野心，罗隆基有极大的野心，曾昭抡也是这样。熟悉他的人说他本是典型的弄权专家，一向有把头作风。这也是旧观念体系里含有的一部分。
曾昭抡并不隐瞒有野心；不过他是这样解释的，他在检讨与交代里说：自认为反蒋有功，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我也有分……养成了我过分自高自大的思想。可是这话与被揭发出来的话完全不符，揭发的话里找不出反蒋反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痕迹，只有与陈诚屡次往来，及接受特务头子唐嗣亮的钱的事实！曾昭抡检讨与交代结束时，总说几句类似“要在党的教育下，脱胎换骨地改造自己，重新做人”的话。只要这话是一心一意地说出来的，不是“口是心非”（曾自己的话）地说出来的，当然是好的，将为人民所欢迎。但揭发的话与自夸的话对照起来，显然很不符合，显得并不老实。不知曾昭抡自己究竟预备怎么样？